時間:2021-03-30 中東
在美國串謀歐盟、英國及加拿大等國對中國新疆官員進行制裁時,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做後盾的瑞士全球性非營利機構——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及其旗下的會員開展對中國新疆棉花的抵制;與此同時,拜登政府上任後首次於本月25日簽署關於美國與台灣方面“設立海巡工作小組了解備忘錄”,聲稱雙方將增進溝通、建立合作並分享資訊。由此可知,美方企圖從東南沿海與西北內陸兩個方向,同時對中國進行新一輪的遏制。
中方針鋒相對,在台海方面,3月下旬以來,大陸空軍幾乎每天數次出動各種軍機飛臨台灣空域;26日解放軍更是出動各類機型20架次巡航台灣所謂的“西南防空識別區”,部分軍機甚至首次進入台灣東部上空。軍事專家分析稱,行動表明解放軍必要時有能力在空中封鎖台灣空域。在西北方向,鑒於西方意圖挑動中亞、中東等地穆斯林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3月24日起出訪中東六國,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聯酋、巴林及阿曼。
美方在中國東南與西北同時施壓
美方在中國的東南與西北開闢兩個“戰場”,向大陸施壓,顯然仍沿用19世紀中葉起西方列強從東南沿海打開陸地通商口岸和在西北分裂中國國土的手法。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東南沿海遭到英法等殖民者的船堅炮利攻擊;30年後位於西北的新疆也面臨英國與沙俄的覬覦。在軍費捉襟見肘的窘境中,“海防”還是“塞防”曾是困擾天朝的難題。所幸以左宗棠為首的“塞防派”,面對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主張放棄西北的主張,據理力爭,並成功說服當朝太后慈禧,著手準備收復新疆的工作。之後,左宗棠在清光緒二年(1876年)至三年(1877年),率領清軍消滅入侵新疆的浩罕汗國將領阿古柏,收復新疆大部份地區,結束了同治新疆叛亂。歷史有時是無情的,在“塞防派”取得收復新疆勝利後的10年內,由“海防派”統領的北洋艦隊於1894至1895年的中日海戰中全軍覆沒。自此,中國的近代化之路被迫中斷。
以古鑒今。在清朝同治年間左宗棠收復的新疆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如今西方正以“違反人權”、“種族滅絕”、“強迫勞動”等所謂的“罪名”,強加給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妄圖煽動維吾爾族與漢族民眾和人民政府的對立。正如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披露的視頻中所揭示的,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辦公室主任、前陸軍上校勞倫斯·威爾克森(Lawrence Wilkerson)2018年8月在羅恩·保羅學院(Ron Paul Institute)演講時表示,美國在阿富汗駐軍的目的之一就是遏制中國,稱“中情局想破壞中國的穩定,最好的辦法就是製造中國的動蕩。與那些維吾爾族人一起刺激北京,無需外力,直接從內部搞垮中國。”
土耳其歷史上支持新疆叛亂集團
新疆的阿古柏叛亂,除了受到當時英國與沙俄的幕後指使外,還直接獲得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的軍事與政治上援助,而現在土耳其的國名就源於奧斯曼帝國末期的突厥民族認同(在突厥語中,“土耳其”意為突厥的領土)。總之,土耳其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與中國新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被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與近代入侵新疆的叛亂集團有某種歷史上的傳承關係,中國打擊“三股勢力”時特別強調,要與上海合作組織內的其他七個成員國家、四個觀察員國和六個對話夥伴國密切合作,就同這種歷史、文化、區域及地緣的特殊性相關。土耳其也是六個對話夥伴國之一。因此,相較沙特、伊朗等伊斯蘭教國家,土耳其在影響中國新疆的外部力量中,作用更大。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右)接見到訪的中國外長王毅)
王毅在24日會見了土耳其外長之後,25日又會見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今年是中國與土耳其建交50周年,除了加強雙方的經貿合作之外,新疆問題是雙方關注的焦點議題。中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年底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引渡條約》(簡稱《中土引渡條約》),而土耳其議會卻遲遲沒有確定何時審議相關條約。
土國議會遲遲未批准《中土引渡條約》
土耳其的哈西德佩大學埃克林教授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採訪中談到《中土引渡條約》問題。
埃克林稱,從技術層面來看,通過條約是很容易的,因為執政黨在議會佔多數,但是,從土耳其民意來看就沒有這麼簡單。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引渡條約事實上1997年就已經簽署,但是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被議會批准。在埃克林看來,《中土引渡條約》在諸如可能被判死刑的嫌犯是否在被引渡之列、政治犯如何界定、“公民”如何定義等等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而以上的“陷阱”引發土耳其維吾爾人的擔憂。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協會以及世界維吾爾大會紛紛致函土耳其政府與議會,呼籲他們警惕,土耳其媒體、司法屆也向政府發出警告。
在專訪最後,埃克林拋出一句“心裡話”:“我估計王毅外長的訪問很可能是為中國主席習近平的訪問作準備。如果習近平計劃訪問土耳其的話,那麼,土耳其議會很可能會在他訪問之前審議引渡條約。當然,關鍵還要看習近平會帶來什麼禮物。”
土耳其善於在大國間謀取最大利益
土耳其是個非常善於討價還價的民族,並且很會在大國周旋中獲取利益最大化。這點在土國政府有意軍購中國反導系統“紅旗-9”事件中,給中方留下了深刻印象。2012年6月22日一架土耳其空軍的F-4戰鬥機被敘利亞防空導彈擊落後,該國總統埃爾多安緊急制定了40億美元的防空導彈採購計劃,隨後美國“愛國者-3”、歐洲“紫菀-30”、中國“紅旗-9”、俄羅斯“S-400”等防空導彈都參與了競標。多家消息曾報告中國的紅旗導彈因性價比優勢而勝出,2013年9月土國方面也宣佈中國紅旗-9防空導彈成功中標。此時卻有內幕消息稱,土耳其是在利用中國的“紅旗9”的合同來對該國實際看上的“愛國者-3”和“紫菀-30”壓價而已。果不其然,土耳其在2015年10月又宣佈取消“紅旗-9”採購合同,該軍購案最終是落到了俄羅斯“S-400”的頭上。
作為北約成員,土耳其為國家反導系統選擇俄羅斯裝備,令美國與歐洲都大為光火。以至於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與土國外長查武什奥卢在北約峰會上面談時,還涉及“S-400”反導系統問題。
總統埃爾多安本次在會見王毅時說,土方願同中方繼續深化疫苗合作,並探討開展三方疫苗合作。土方期待加強雙方高層交往,增進彼此互信,用好現有合作機制,推動土“中間走廊”計畫和“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深化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領域合作,促進雙邊貿易平衡發展,推動使用本幣結算,等等。
對此,筆者有點納悶了:中土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土耳其還要什麼“禮物”?中國又會給予什麼“禮物”?
(作者是香港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