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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求職 金庸面試 

1979年4月，我持護照欲赴美與父兄相聚。那時中美尚未建交，須向駐港美領館申請入境簽證。美領館稱申請者眾多，須等候一兩年才能准予簽證。既然要在港長期等候，自須求職謀生。我不諳專業技能，又不會講粵語，只有憑藉學問作筆耕一途了。

當時我迭次遇挫，面壁長歎。仰望星空，香港半山萬家燈火，自己卻謀生艱難。我想回上海繼續讀研究生，寫信問上海命相師陳半仙，他讓兒子執筆覆信說，根據我的命局，三四個月內必然會出谷遷喬，若不然，屆時再回不遲。去年他預測我必定考取研究生，次年會出國定居，一一應驗，所以我相信他的話。

某日《明報》刊登招聘高級編輯人才的廣告。我寄出了中英文應聘信。過了兩周，沒有回信。8月初一天中午，我冒昧登門《明報》總部求見董事長金庸，其秘書說，“查先生（查良鏞，即金庸）有空，可以談10分鐘”。

會面時，金庸問：“你的英文應聘信寫得不錯。你在哪兒學的英文？”我說主要是自學的。他又問我：“你的興趣在於哪個朝代呢？”我說對不少朝代都有興趣。他接住話題說：“既然你涉獵甚廣，那我向你請教幾個歷史跨度比較大的問題。”

接下來，他連續提出了四個問題。我剛過而立之年，坐在新聞界老前輩的對面，他出了考題，而我志在求職，自然不能冷場，幾秒鐘後就開始回答了。時隔40年，依然記憶猶新。

第一個考題：歐亞兩洲不少國家發生過宗教戰爭，如歐洲有三十年戰爭、英國與西班牙戰爭以及捷克胡斯戰爭等，持續至今的北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政府的衝突在本質上也是宗教戰爭，而亞洲也有此類戰爭，比如菲律賓北部、中部是天主教勢力，南部是伊斯蘭教勢力，政府軍與南部武裝部隊的宗教戰爭不絕如縷。中國古代有的皇帝受道教徒攛掇，採取了四次大規模滅佛行動，史稱“三武一宗”（注：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後周世宗）滅佛慘案。為何佛教東山再起後，中國卻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呢？

我回答：中國歷來沒有宗教戰爭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推崇“中庸之道”，向來雜拜鬼神，信仰不專一。這意味著中國人沒有執著的、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這就使得中國不具備推動宗教戰爭爆發的狂熱的社會和宗教氛圍。

原因之二，在爆發宗教戰爭的國家中，宗教全面滲入政治和社會層面，“政教合一”是爆發宗教戰爭的前提。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政教合一”。前提不存在，遑論結果？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在政壇長久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這就意味著中國缺乏支撐宗教戰爭的行政基礎和經濟資源。

原因之三，佛教在“三武一宗”事件中教門蒙難後，力主不予報復，這是宋代以後道教加速向佛教趨同的一個原因。從此，佛教、道教、儒教趨同性加強，對抗性趨無。宗教戰爭所需的對抗性極強的宗教思想基礎在中國內部不復存在。

原因之四，排他性極強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均遠離中國，亦即宗教戰爭的策源地遠離中國，對中國是鞭長莫及。況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長期處於交戰狀態中，無暇針對中國進行征服式的強制性傳教。這層地緣政治的特點也是中國可以遠離宗教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接著金庸提出了第二個考題：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總結太平天國十大失誤時，把建都南京而停止北伐列為第一條失誤，意謂一旦革命喪失了進攻勢頭，必然會淹沒在舊勢力的汪洋大海中。為什麼元朝末年朱元璋崛起於淮北，並未北伐，而是南下佔領南京為首都，西討陳友諒、東征張士誠，多年後才開始北伐，卻最終統一了中國？1926年，蔣介石開始率軍北伐，佔領武漢、南京、上海後，停止了北伐，先是用武力清除同盟者共產黨，接著又與佔據武漢的國民黨中央所轄軍隊交戰，然後在1928年發動“第二次北伐”，不是也統一了中國嗎？

我的應答（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花費了較多時間）是：朱元璋、蔣介石在初步鞏固了政權以後，均未繼續北伐，卻未蹈太平軍中止北伐旋遭敗亡的覆轍。這需要分析三個時段的歷史背景。

先從太平軍與清軍對峙的情況說起。首先，太平軍從廣西起事，穿越了七省，卻是旋佔旋棄，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軍勢力所及僅是蘇、皖、贛三省的小部分地區而已，北方全部省份和南方大多數省份都在清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國家外交權也在清廷掌控之中。清廷徵收商人釐捐“助餉”，又擴大富人“捐官”的力度，儘管在戰時軍費激增，清廷在財政上並未受到巨大衝擊。

其次，曾系湘軍的崛起同太平軍縱橫蘇、皖、贛同時發生。曾、左兩系湘軍和李系淮軍對漢族民眾尤其是知識份子的號召力遠遠大於太平軍。而太平天國領袖們建都南京後，沉迷酒色，加速腐敗，在統治集團內部又相互屠殺，發生創巨痛深的內訌。太平軍終於淹沒在舊勢力的汪洋大海中，乃是歷史必然。

最後，太平軍建都南京數年後，曾派李開芳、林鳳祥率領偏師北伐，兵鋒直指天津城下。換言之，如果太平軍攻下南京後繼續全力北伐，不是沒有可能攻佔北京的。

在太平軍威脅北京的情況下，曾系湘軍勢必應詔北上“勤王”，遠離根據地，在地利、人和不佔優勢的北方同太平軍較量。何況，在京畿重地周圍用兵，曾系湘軍難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牽制因素眾多，不可預測性頗大，這支漢族軍閥部隊難以坐大。如此，太平軍勝負還在兩說。

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軍政領導人。作為這段歷史的過來人，他的親身感受以及由此獲得的評語，自然是一針見血。

至於朱元璋建都南京後與群雄對峙的情況全然不同。“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紅巾軍在黃河流域起事後，北方陷於一片混亂，大小不等的漢族軍閥勢力紛紛崛起，在各地割據稱雄。各地元朝地方政權喪失殆盡。元朝宗室在北京周圍非常狹小的一個地區苟延殘喘，號令不出都門，根本談不上對全國有什麼號召力。

朱元璋建都南京後，認為現實威脅不是元朝政府，而是轄區東西兩邊盤踞一方的漢族軍閥張士誠和陳友諒。南京處於四戰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軍事威脅。倘若不解決陳、張兩大軍事集團，別說北上討伐元朝政權，連政權生存都成問題，遑論擴張實力和轄土？

朱元璋削平了群雄後，派徐達率軍北伐，猶如摧枯拉朽一般，並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於是，他達到了對舊政權犁庭掃穴、對新政權鞏固百年基石的戰略目的。

至於蔣介石率北伐軍佔領長江下游後，不遑北伐，卻在北伐軍陣營內部打起了內戰，最終居然也在形式上統一了國家，值得推敲。這一情況比較複雜。

北伐軍佔領南京、上海後，面臨的形勢也同太平軍攻佔南京後的處境大異其趣。蔣介石通過頻密的內外聯繫，已獲得列強對其政權的崛起的理解，並取得江浙財團的支持。蔣無須面對一個控制著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對立的中央政權。實際上，哪怕在北伐前，北洋軍閥已經四分五裂，當時根本就不存在對所轄地區實施有效統治的中央政權。

筆試過關 不次擢拔

蔣介石利用向國民政府靠攏的老北洋軍閥馮玉祥、閻錫山，鉗制奉系軍閥張作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魯系軍閥張宗昌、褚玉璞等。在發動清共後，蔣面對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原來同處一個陣營的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人為代表的國民黨內部另外一批當權派，這批人還擁有以唐生智、張發奎為統帥的兩支軍隊，實力不容小覷。

1927年8月，蔣介石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宮下野，“寧漢合流”。接著，桂系擊潰唐生智軍隊，勢力進入兩湖，從廣西經湖南、湖北直達北平、天津一帶，橫貫南北，似乎如日中天，勢不可遏。次年初，蔣東山再起，由唐生智運動由白崇禧率領抵達平、津的唐舊部李品仙，驅逐桂系勢力，並經俞作柏運動桂系健將李明瑞、楊騰輝兩個旅長倒戈，終於桂系一敗塗地，從此龜縮在廣西一隅。

蔣介石在穩定南方後再次北伐，基本沒有打過什麼硬仗。他派遣陳調元坐鎮津浦線，何成濬遙控京漢線，對北洋軍閥的各支部隊基本採取“贖買政策”。另外，蔣政權輔之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當重要的一條是獲得了西方列強的支持，又暫時緩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階段性戰略目的就是先完成國家在形式上的統一。

其後，蔣政權又屢遭來自黨內實力派系的嚴峻挑戰。馮玉祥、閻錫山等人亦已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新軍閥了。截至抗戰前夕，國內衝突迭起，蔣縱橫捭闔，方才一一闖過難關。由此可見，此時對蔣政權構成主要威脅的是國民黨內部的實力派系。

至此，金庸突如其來地問了我一個私人問題：“請問你的籍貫是哪裡？”我說，父親是江蘇人，母親是浙江人。他又問：“你父母是江蘇、浙江哪裡人？”我回答，“父親是江蘇武進（常州）人，母親是浙江寧波人”。接著他又問了兩個問題。

第三個考題是：歷史上有三個宦官專權的朝代，為東漢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東漢末年尤其是唐朝末年，宦官集團能主宰皇帝的生殺廢立，而明朝宦官集團有過四大權宦（注：汪直、王振、劉瑾、魏忠賢），卻始終沒有這樣的影響力。原因何在？

我的應答是：東漢數個皇帝均利用宦官集團同外戚集團進行鬥爭，宦官集團勢力坐大。唐朝末年宦官集團掌握了包括御林軍（神策軍）在內的京師衛戍部隊的軍權，難免擁有主宰皇帝生殺廢立的權力。

明朝情況不同。明朝宦官集團的權威是依附在皇權之上的。明朝王振、劉瑾、魏忠賢、汪直為四大權宦，卻連其本身性命也被置於皇帝之手。明朝皇帝對宦官集團牢牢掌握著控制力量，是由下述因素決定的：

首先，朱元璋頒旨不准宦官干政，人盡皆知。一旦宦官違背了祖訓，若皇帝並不十分袒護宦官，這條祖訓往往成為朝廷群臣同宦官集團進行鬥爭的法律武器。

其次，明朝宦官對軍隊的影響力，充其量僅限於“監軍”的職權，從來就沒有掌握過一支軍隊的控制權。不掌軍權，遑論主宰皇帝的生殺廢立？

再次，明朝宗室諸王，按照祖制，在封地都掌握一支軍隊，其兵力少則數千，多則逾萬。合諸王兵力，要謀逆造反，固然不足；要起兵勤王，卻有餘裕。宗室諸王的兵權對野心家不失為一支牽制力量。

最後，明朝皇帝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宦官主理，以保護皇權不墜。皇帝還建立了另一個特務組織“錦衣衛”，卻由勳臣後裔掌控，宦官集團不能染指。即使對於宦官集團掌握的特務機構，皇帝也不允許其獨斷專行，另由其他太監成立新的特務機構，如“西廠”、“內行廠”等，同“東廠”互相牽制。

第四個考題：歷史上開國皇帝殺功臣，以漢高祖、明太祖為典型，動機是鞏固子孫後代的百年根基。唐高祖李淵的天下是其子唐太宗李世民替他打下來的，李世民早年即揮師打天下，奠定了唐朝基業，作用與開國皇帝無異。在他治下，若非謀反有罪，他並沒有如何屠戮功臣，也為子孫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基業。為什麼？

我答道：漢高祖本來是里長，明太祖乃是乞丐、和尚，出身均低微。在當初追隨他們的“從龍之士”心目中，並沒有把他們太當回事。面對一眾功臣，漢高祖、明太祖在心理上也略微有些自卑感，深深擔憂日後子孫約束不了這些功臣。因此，他們在遇到挑戰時，傾向於採取“狡兔死，走狗烹”的處理方式。

然而，這一心理狀態不適用於唐太宗。其父唐高祖李淵是隋煬帝的表兄弟，又多年擔任地方高官。唐太宗是天潢貴胄，說他是“皇族”確實受之無愧。他召集過來眾多“從龍之士”，本來就是為他家門下奔走效力之輩。在他們心目中，即使唐太宗沒有做皇帝，也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唐太宗登基稱帝後，無須擔憂這批“從龍之士”會有不敬舉動，遑論訴諸謀反的極端行動。

這次面試持續了50分鐘。臨別時金庸對我說：“你知識面廣，口才也可以。可是《明報》不是電視台或廣播電台，是報社，是以文字形式同讀者見面的。所以你還要寫一篇大約6000字的文章，一周交卷。倘若《明報月刊》能以頭條發表，就歡迎你加入《明報》。”隨後他解釋了題目內容。

金庸讓我以中共地方軍頭對中央政局的影響為題寫一篇文章。他說，在蘇共執政期間，軍方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內沒有影響力，連衛國戰爭英雄朱可夫也未能進入政治局，僅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聯元帥格列奇科短期內任過政治局委員。然而，中共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不同，軍人在中央政治局內佔的比例相當高，即使林彪集團勢力瓦解後，至今還有三名大軍區司令員擔任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在世時能夠約束軍方，如今毛業已謝世，今後北京政局會向何方變動呢？所以他建議我撰寫此文。

我回家後，在接下來的一周內，白天在文具公司上班，晚上挑燈夜戰。所幸過去古書看得多，每個繁體字都能寫，不然寫簡體字是無法交卷的。連續六天，寫了24000字交卷。交卷後不久，蒙金庸再次召見，他說文章寫得好，《明報月刊》將於兩個月後以頭條發表。他問我想用什麼名字發表，這時我心頭突然驚鴻一瞥，晃過湖南督軍趙恒惕的字“炎午”，就說用“張炎午”吧。至今我間或還在使用這個筆名。金庸囑咐我次日（又是8月16日）上班，擔任《明報》資料室主任。

入職後，一位香港記者採訪我時告知，稍早香港新聞界傳說，金庸是大專家，除非是至親，不會輕易聘用陌生人擔任高級編輯，更不會把資料室交給他。這次內地來了一個年輕人，是金庸的外甥，其母臨終前握住金庸的手說“我兒子託付給你了”，所以金庸才破格讓我擔任資料室主任，云云。我只能一笑置之了。

在《明報》資料室工作一段時期後，金庸又讓我兼職主編中國版。我在《明報》工作了整四年。幾十年來，與好友談興正濃之際，常回憶當年在香港踟躕不前的窘境，以及得蒙金庸擢拔後的感受，依然銘感五內。

（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