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一）-三策智库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一）

時間：2019-07-09 歷史與文化

周天瑞

（余紀忠先生想辦一份好報紙，在未來的世變中以海外為基地，對兩岸都有影響，《美洲中國時報》創刊正逢其時。作者供圖）

【寫在前面】

以下是我的一段人生故事，講述我和《美洲中國時報》（以下簡稱“美洲中時”）之間痛徹心扉的點點滴滴。

1984年11月12日（美國時間11月11日），正當美洲中時辦得風生水起、叱吒風雲的時候，突然宣告停刊。這個被稱為“雙十一事件”的消息，唯“震動天下”足以形容。

這是一份在美國辦的華文報紙，雖然與台灣相距遙遠，在台灣也少有人讀過它，但在這一天，台灣與全世界的中國人，特別是美加地區華人，以及美國主流媒體，都同受震撼，同聲嘆惜。

一代報人余紀忠先生在高度保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並極富政治意味地宣告 : 壯士斷腕，關報！

究竟怎麼回事？為時僅兩年兩個月零11天，它就走入了歷史，為什麼？從事發第一天起，這一直是大家心頭的疑問。

我自始參與了它的創辦，也是“被關報”的總編輯，與它有着血肉相連，汗淚交織的關係。這個問題好像只有我能回答。其實，我仍未必是最有資格的解謎人，也不願用過於簡單的方式輕率答覆；不過，事隔34年，透過回憶錄的記實，追述那個時期的真相，好像起碼是我應該做的一件事。

話雖如此，若不是朱奔野牧師的經年叮囑，健壯、鴻仁的一再催促，我恐怕也不會就此結束拖延，停止躊躇。現在，隨着序幕的掀開，就請你耐着性子看下去吧，關於這個問題的大哉問，答案大概就在其中了。

《美洲中國時報》是至今最好的中文報紙，行文這篇系列，既是追述，更是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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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5日，我携家帶眷，從匹茲堡抵達紐約，懷著一個重要使命 : 參與籌辦《美洲中國時報》。

那時候，我已和中國時報有了11年淵源，從1971年8月毛遂自薦走進台北大理街，到1980年6月倉皇奉命前往美利堅，到此時結束匹茲堡大學碩士班學習生涯。身份從國會記者、黨政記者、專欄記者到採訪主任、海外版總編輯，再回鍋採訪主任，最後受命面對新挑戰。從小記者到大記者，被提拔為記者頭到兩次上下台，流放海外到成爲中時首例全額資助赴美深造員工，到接下重任開疆拓土創辦新報。

有關這段前史，我將另文詳述。這裡要說的是，美洲中時是怎樣的一份報紙？以及，她怎麼成了海市蜃樓，無影無踪？

從未見過酷愛辦報有如中國人者。大凡在中國人所在之地必有報紙，在中國人比較多的地方，報紙也跟著多，哪管一家比一家簡陋窮酸，總有人不改其志。這個現象的華文報紙，美國是大本營。

這些報紙大抵充斥著兩種話，一是大話，一是小話。大話大到議論家國大事，個個滿腹韜略，彷彿懷抱救國救民、捨我其誰的鴻鵠之志。小話小到華人之間的是非八卦，即或不是東家長西家短，也往往不脱無病呻吟、雞零狗碎的殘敗寒碜格局。

似此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一種叫報紙的東西，標榜著表達理念、傳播訊息的作用，既有人辦，也有人看。從另一方面說，那時候，中國人似乎天生喜歡文字，沒事買份報紙看看，成為不少人的生活習慣。既然有人看，自然就有人辦。

但是它零散、不集中、規模小，各自為報，互相抵銷，誰都沒影響，統統只能叫小報。如果有誰以較大的財力做專業化經營，說不定能一紙風行，成就華文大報氣候。

上個世紀70年代，兩蔣交替，海外除了有不少早年去到美國俗稱“老僑”的移民，也有因留學、經商之故，從台灣移出，在美居留漸成聚落的“新僑”。這些華人的人數逐年增長，直逼百萬。後者因教育、經濟條件較為優越，質與量凌駕前者明顯，已成趨勢。

台灣是新僑的僑鄉，而從過去歷史看，中華民國當然也希望永遠是老僑的僑鄉。這些新僑老僑人心向背，被認為關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氣勢和命脈，需要牢牢抓住，這個“戰場”不能哪一天又敗於中共之手。

蔣經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然而當時只有中央日報每天選編當日内容為航空版航寄海外，不具及時性也無在地性。國民黨尚有“少年中國晨報”這類老掉牙的黨報，或還有些私下資助的親國府小報做為外圍，但都如船過水無痕，起不到多少作用。

1975年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找了余紀忠、王惕吾兩位報老闆，從内外大環境說起，說到爭取海外人心的重要，希望借助他們兩位的財力、人力、物力到美國開辦報紙。余、王此時雖還未加封中常委，但早已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與蔣家淵源殊深。蔣經國初掌大位，面授機宜，看似商量，實與上級領導交付任務的命令無異。他們知道馬虎不得。

但當天回到報館余先生與我們說這件事的時候，面露難色，顯得很傷腦筋。他說了一句令我至今記憶深刻的話：“海外的信息和思想比國内開放，用國内的新聞尺度在國外辦報，讀者不能接受 ; 若顧到海外的尺度，又很難見容於國内。同一尺度，不好 ; 不同尺度，也不好。”

到海外辦報，既為爭取人心，余紀忠首先想到的便是尺度，說明他辦報重視方法和效果，不願一味為了宣傳而不顧報紙的信度和形象。他很清楚，若以國内不論主動被動的設限為之，怕是拿不出去。但又馬上想到，一份報紙兩種尺度，必會招來質疑。

這是個關鍵性思考，他一時無解，不敢貿然投入巨資開赴美國戰場，於是沒有即刻照辦。這個關鍵性思考其實預示了，後來的開了又關，還是繞不過這個難題。

他沒有聽蔣經國的話，但也沒有置之不理，乃踵步中央日報，認認真真辦了一份海外版。雖有聊資因應的意味，仍比中央日報豐富好看得多。這是一份有如“國語日報”大小的小型報紙，以道林紙精編，並特製一些較易為海外接受的文章和内容，按日空運美國，司馬文武和我一開始就是主力作者。後來改版為雜誌型，我還一度擔任過總編輯，大幅提高自製率，不再以中時的既有内容充數，金恆煒、李利國、林清玄都是寫手，黄年、金惟純也曾先後加入，一同見證過這段歷程。時報海外版可謂《美洲中國時報》的前身，也是我以海外為概念的辦報初體驗。

余紀忠等於以“半套”方式回應了蔣，但與蔣家淵源更深的王惕吾（曾為蔣介石的警衛團長）則老老實實以全套相待——直接進軍異域，1976年2月12日《北美世界日報》風光發行，是第一個以現代化報業規格呈現的海外華文報紙。

《美洲中國時報》於1982年9月1日才創刊，比北美世界日報足足晚了六年半。

（余紀忠先生主持《美洲中國時報》創刊酒會。圖片取自中國時報40周年特刊）

余紀忠之所以沒有馬上開報，與他的人生辭典中的一個詞語——“不為人先”有很大的關係，這個詞語常在他遇到難決之事時做為指導方針。以“半套”方式將觸角伸向美國，便是“不為人先”此一行事哲學的典型之作 : 先看别人怎麼做，再來審時度勢，謀劃如何走下一步。

因此他沒有停止思考這件事，事實上，做為長期的競爭者，他也不會安於、甘於看到對手多出了一份報紙，多了一份得意。

當然他也看到，世界日報當時的報面表現徹頭徹尾就是一份宣傳報，或稱機關報，從新聞到言論完全正面表述，被海外許多人譏為“比中央日報還中央日報”。

這是最安全的做法，但在海外人士眼裡，顯然是得不到尊敬和信賴的，它所能爭取的人心是有限的，自然也是受到批評的。這不是余紀忠要辦的報紙，世界日報的先行，不但沒有阻斷他的路，反而給他留了機會。

但他總要想透，怎麼解那道難題？

這六年多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繼台灣的外交關係持續雪崩後，美國也轉而與中共建交，台灣憂患重重。内部則黨外運動蠭起，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接踵發生，朝野關係日趨緊張，何去何從充滿變數。而大陸已走出文革，正由鄧小平帶領邁向改革開放之路，一個不一樣的情形大有可能形成。

余紀忠先生雖因抗戰軍興，從英倫回國投身軍旅，但以他中央大學歷史系和倫敦政經學院的出身背景，他的文化素養高，政治敏感強，尤具傳統知識份子之使命感。他既希望，也預知，變局即將到來，順應民主的發展勢所必行，報紙一定要有角色。然而他也深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不能帶來動亂，要以國家利益的觀念為導向，要以愛國家為依歸。

他漸漸把這些心念化約成了兩句話：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後來被我們稱之為“十四字箴言”。

這十四個字像是通關密碼一樣，讓他在兩個都以《中國時報》為名的報紙，卻因主要發行對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法和角度上，找到了平衡點——不管怎樣表現開明、理性，不管怎樣追求自由、民主，必以進步為念，更以愛國為目標。藉此要求於内，也藉此正告於外。一方面不要過於催促他進步前行，另一方面更不必給他扣帽子，質疑他對國家的忠誠。

既然有了振振有辭的說法，余紀忠便決定大舉進軍新大陸了，儘管晚了六年多，卻說不定正逢其時。以我之體會，他想辦一份好報紙，在未來的世變中以海外為基地，對台灣、對大陸發生影響，這可能是純粹立足在台灣的報紙做不到的。所謂出口轉内銷，乘桴浮於海，庶幾近之。

經過這六年多，《中國時報》的體質益趨健全，發行量已穩居台灣第一，財力進一步紮實。在早幾年即已首開其端的世代交替、人力換血計劃此時更見成效，新時代人才蔚為鼎盛。這些都是向外擴充的重要條件，一切都似為這一天的到來做著準備。至於有人說兩年前把我放洋，就是余紀忠為海外辦報預走的一步棋，我不知道，也從没問過他。

1980年6月，余老闆一聲令下將我發配美國，9月入學匹茲堡大學GSPlA（公共暨國際事務學院），不及一年，聽聞他已決定在美開報，隨即命我準備次年4月底前往紐約參與籌辦。於是我咬著牙關加緊修課，及時通過論文考試，再帶走三個學分的independent study，日後補上報告，則學分數達標，仍依計劃順利取得碩士學位。

1982年4月25日，我便在這個情况下，打理好匹茲堡的一切，駕著一輛Oldsmobile皮頂開了花的N手老車，掛著租賃的U-Haul載物拖車，和全家大小包括兩個月前甫在匹城新生的小女兒，一行四人，踏上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