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再多說一說他。圖片來源自網絡）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二。

---------------------------------

踏上征途，意味著重新面對余老闆——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說一說他。

余先生為了參加抗日，中止了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學業深造，回到國内。因為海歸高知識份子的緣故，他投身軍旅就從少將開始編階，並依專長参與的都是跟政治任務有關的工作。他被派在陜、甘地區主持軍事或幹部訓練學校的政治部和教導部，還在蔣經國主領青年軍軍政時，當過他的政治部主任，也在蔣任中央黨部訓委會主委時當過他的主任祕書。實際做了哪些事不常聽他說起，但明顯與後來的政工不一般，應當檔次更高一些，是智庫智囊的那一種。

抗戰勝利後余先生被派往東北，先後在東北行營、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政治部主任，處理接收復原的工作，並且創辦《中蘇日報》。這是他與報紙結緣的開始，不過這可不是個愉快的經驗，因為報社被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渗透，為東北形勢的逆轉，起到過一定的作用。“接收大員”（1945年8月，抗戰取得勝利，國民政府派遣“接收大員”，接收敵偽資產）陳誠不諒解他，揚言要斃了他，使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活在這個陰影中，據說是蔣經國保了他。

由於我的父親同一時期也在東北行營任上校軍需官，雖然他們彼此没有隸屬關係，也不相識，卻因這個東北淵源，使我對余先生彷彿多了一份對前輩的認同感。而我與他的長公子余啟成，1947年同在瀋陽出生，在後來彼此的相處中也顯得比較易於接納。不過，我卻從未與余先生談過這個話題，我不喜攀附，我們之間好像也不需要扯上這層關係，因為它絲毫影響不到彼此該有的歡喜及該發的脾氣。

東北的陰影使余先生在來台之初度過了一段困頓的日子，他起初在經濟部物資調節委員會編輯一份油印的商情匯刊，叫《徵信新聞》，漸漸變身為《徵信新聞報》。在擴展內容及製作其他新聞的過程中，工作同仁往往還受到採訪對象的調侃：“這又不是財經消息，你們幹嘛來採訪？”直到1968年，一個大氣、響亮、居世界前沿的報紙名稱——《中國時報》取代了《徵信新聞報》，經余先生之手昂然誕生了。 

而就在半年前，這個原先以報導商情起家的報紙，剛剛破天荒改以彩色印刷，成為亞洲第一份彩色報，更是中文第一份彩色報。

（余先生提筆寫下“同仁要有抱負，無私無懼，留下一部百年青史”。作者供圖） 

這兩件事在向世人宣告，余紀忠先生憑以往成功經營的經驗，對未來有强大的企圖心，也時刻充滿氣勢和活力。因此，我於1971年毛遂自薦，進了余先生門下。

余先生的父親早逝，由寡母於艱苦環境之中撫育成長，所以毅力過人。他是讀書人，受到中西高教薰陶，主見、理想，從來不缺，風骨、氣節，始終為念。處身在特殊的時空裡，辦報是非常辛苦的事，但也正因這樣的環境，才是成就“報人”身量的大好機會。

余先生遇到了這個機會，也把握了這個機會，但可惜沒有充份堅持和深耕下去。

在《美洲中國時報》所見的余先生，可說充分體現了第一代創業家的所有特質。籌備期間他完全親力親為，以73歲的高齡忙着定方向、想内容、覓人才、找廠房、看機器、買設備，馬不停蹄，席不暇暖。每天開會、奔走、苦思，住的是汽車旅館，吃的是麥當勞，跟部屬同甘共苦。余伯母偶爾陪他同來，卻被我們瞧見在摩鐵（汽車旅館）裡幫余先生燙衣服，有如尋常百姓家。有時完成工作，等到他就寢了，我和其他年輕人乘此空檔談天說地，喝上幾杯，可一大早就被余先生一一叫起，不許我們睡懶覺。其實這哪是懶覺，才臥倒而已，他可不管，新的一天開始，要繼續幹活！

開報以後還是一樣，不管在不在美國，指示與要求從沒停過，三不五時要檢討，隨時隨刻要改版。這個報紙内容飽滿，從五大張到十大張，有各個不同地方的版，各種不同屬性的版，三天兩頭改版，還要因應需要不時增加新的版。有美國本身的東南西北，有跨太平洋的台灣、香港地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各個特派點。這中間所有的協調運作、觀念溝通、人力整合，講求有效統一，他無不要關心、操心。那時候他用了幾個外來人挑大樑，又不放心，可找了自己“大麻煩”，哪能省事？

余先生自視甚高，除了他跟過的蔣經國以外，其他人全都不在他眼裡，特別是特務系統裡的人，他幾乎一個都瞧不起。偏偏余先生辦的報紙，總有些不那麼配合政策的地方，總有些新聞、評論讀來怒上心頭，這些靠打小報告吃飯的人當然對余先生和他辦的報紙不會客氣，我在台北的《時報》歲月也曾深刻領略，之後被“發配”來美也是拜此之賜。如今余紀忠居然到美國辦報，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不知會弄出個什麼“禍害”來，搞特別任務的那還不殺殺他的威風再說！

於是，《龍旗》雜誌出手了。

那是個沒有名嘴的時代，如今幫着執政者怒斥加修理反對派的行為，就是《龍旗》雜誌當年幹的事。

但是它不像名嘴展現在螢幕上，乃全然隱身在筆名之後，有如現代網民，搞不清打手是誰；只能推想來自某個可怕的權力部門，而且極可能、也極擔心會進一步採取什麼行動。

挑明了說，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當時中國國民黨主政的蔣經國政府稱此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無意中助長了政工系統的氣焰，趁勢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在國民黨政權危疑震撼之秋，負起如少康中興穩定政局之責，而獲得蔣經國某種程度的優容。《龍旗》雜誌便是受命於由“特務頭子”王昇上將主持的這個黨國“違章建築”，對《中國時報》有計劃地進行打擊和教訓的。

《龍旗》每一期都以長篇累牘嚴打《中時》和余先生，文字達到嗜血的程度，比起大陸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批鬥，猶有過之，充滿仇恨與恐怖。

那是1983年初的事，《美洲中時》開辦才幾個月，余先生在美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固然可說那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我很清楚，他因為《龍旗》現象，不想回台灣。

《龍旗》的文章每期都會從台北傳真到他手裡，余先生不逃避，看得仔細，並且讓大夥兒一起看。我們看了不禁破口大駡，但余先生很平靜，只是搖頭、嘆氣，卻未出惡言，照樣工作。

記得有一回開完會，在一個平價餐館用餐，聊起剛收到的《龍旗》，余先生憂心國内政局在“肖小亂政”之下更加倒退不堪，聊着聊着突以手擊桌，說：

“天瑞！就跟你一樣，我也找個學校，在美國待下來吧！”

當場把大家嚇了一跳，這可不是小事，《中國時報》老闆海外避禍，滯美不歸，代誌大條（閩南語“事情鬧大了”的意思）。他怎麼能跟把周天瑞送出國一樣，也把自己送出國！

在場的《中時》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可來了勁，當即表示很願意幫忙余先生安排學校，華府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和馬利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這兩所研究型大學都很合適，他們對余先生一定會非常歡迎。這話說得絕對沒錯。

由此可知，雖然大家認為兹事體大，但以那時的氛圍，倒也覺得不失為一個辦法。相信余先生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真的想過。第一次我感受到，傲岸如他，也有無奈落寞的時候。後來聽他說甚至想關台北的報，留美國的報，那就更顯得慌了手脚，王昇真把他嚇壞了！

（王昇（左）當年受CIA之邀訪美。作者供圖）

實際並沒有這麼做。因為正在那時，王昇受美國CIA邀請來美訪問，回程特别彎到舊金山余先生住所，帶着禮物登門做友善拜訪。大概知道打得太過火也會出紕漏，藉此拜訪，心照不宣，好讓余先生放寬心情。果然，不久余先生就回國了。

其實，福兮禍之所伏，王昇受邀訪美促成了他的下台。他打別人小報告，别人還打他的呢。劉少康辦公室的行事早受非議，美國高規格邀訪以近乎國賓之禮相待，不知何所圖，他竟受之，不避嫌猜，豈不犯忌？5月，貶往聯訓部，9月，遠謫巴拉圭。王昇失勢，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王昇遭除，並不意味余先生就此安全上路。保守勢力不愁沒人接班，過了大約一年比較安穩的日子，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作者是優傳媒文創公司董事長，《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人及總編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延伸閲讀】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一）| 周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