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為而為”，不做海外第三者（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之五）
時間：2019-08-08 歷史與文化
本文是周天瑞專欄寫作——《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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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來美者眾，日趨多元，在美華人與母國有關的新聞必然會發生。只要有，找也要找到；只要找到，就要報導。這一方面，《美洲中時》更顯得神通廣大。
最驚天動地的是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王炳章“棄醫從運”的新聞。王炳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正受到左派報紙吹捧，據說竟準備跑到紐約來宣告拒絕返國，要在美國成立民運組織，創辦《中國之春》期刊，鼓吹民主改革。這件事既富戲劇性，也具震撼性。他將在1982年11月17日下午三點於紐約中城舉行記者會。
在那個還有中共飛行員駕機投奔自由的年代（20世紀90年代後才告終止），這必是會以頭版轉三版大篇幅報導的大新聞。我在10月初就獲得暗示，幾天前輾轉獲得接近完整的圖像。記者會定在下午舉行還是應我的要求，以便讓我在記者會之前先發台北，如此，當記者會舉行的時候，台北的《中國時報》正要上市並要獨家見報了，台北《中國時報》的讀者將可以是最早得知這個消息的人。
意思是，這是我們的大獨家，但為避免壞了人家的整盤計劃，我在美國不能搶先報導，必須在記者會之後才能刊登文章。不管我們登得多完整，以及早了幾個小時（我們是凌晨出報，餘皆午後出報），也仍與其他華文報紙基本上同步，沒多少獨家可言。但台美之間有時差，若台北見報的時間正好在記者會之後，便不致影響大局，這樣台北中時獨家領先一天，就如鐵板釘釘——搞定了。
由此可見新聞時效與報紙間競爭的計較，也可見我作爲媒體人身在兩地為兩份報紙顧前顧後的心心念念。最要說明的是，在這個新聞取得的過程中，其神秘與保密的程度，猶如一場諜報戰，唯恐一個閃失，全盤泡湯。
現在還不能說
10月初，一位已來美10多年的老朋友打電話給我，在一陣寒喧之後說，不久會有一個大新聞發生。接着就賣起關子來：“現在還不能說，等時機成熟再說。”真把人吊足了胃口。
約莫過了一個月，他托我幫他找找這幾天的《華僑日報》（中共僑辦出資的報紙）寄給他。我已注意到這幾天《華僑日報》正在連載王炳章的系列報導，談他如何刻苦，只以兩年多時間就取得學位，成為中共公費生拿到博士的第一人。我問他這就是他上次揚言的大事嗎？他沉默半晌後說，這不是，但與這篇報導有關。之後又什麼都不說了。
其實之前讀這些報導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奇怪，既然是中共資助的公費留學，卻通篇沒有一句恭維中共的話，只口口聲聲“祖國”、“人民”。我再仔細讀了幾遍，並由所謂“大新聞”及老朋友的神秘態度發生聯想，自然推想莫非是一樁政治庇護案或投奔自由案？但怎麼又左一個“祖國”右一個“人民”呢？研判這件即將發生的事，肯定跟一般的政治庇護不同，應當是一個全新的案例，至於是什麼？捉摸不透。
11月15日，一位相識了幾個月的大陸留學生來電話 :
“老周，最近會有一件大事發生……”
我打斷：“是不是關於王炳章的事？”
他含糊其詞。
我接著說：“《華僑日報》的報導我看了，我判斷是王炳章的障眼法，他要投奔自由！”
他忍不住脫口而出：
“那比這要大得多啦！那豈是王炳章一個人的事？這件事全世界都要震撼，那是十架吳榮根的飛機都比不上的！”
又說 ：
“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否則就弄不成了。”說完便再也不肯多講一句。
第二天他的電話來了，透露王炳章的記者會就在明天。
經我一再追問，他終於告訴了我另外一個角度：
“請注意大陸的民主運動。”
“啊？他要留在美國搞民主運動？”
“不但如此，還有組織，還要辦雜誌，這是個極有計劃的行動，王炳章只是整個行動中的一個小嘍囉。”
“雜誌的名稱叫什麼？”
“中國之春。”
情急之下我誤聽為“中國之聲”，後來在我獨家發台北的稿子上寫的是這個名稱，是唯一的敗筆。
（1982年11月，“棄醫從運”的王炳章正在一場座談會上演講。圖片翻攝自YouTube）
那個時代發生了那樣的事
為了尊重消息來源，我把提早發台北的想法先向第一個告訴我的人徵求同意，哪知他一口拒絕，還說我瞭解的内容不對，並加了一句：“如果你提早發回台北，這便是我最後一次提供新聞線索給你。”哇噻，我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
正當我在為如何兼顧私誼與新聞傷腦筋的時候，突然他來了電，先向我道歉，然後說，剛才與“中國之春”的人在一起，為了不願使他們知道跟我有聯繫而懷疑他不守信，不得不那樣表示，希望我能諒解。接着他證實了我對消息的瞭解，並同意我先發台北。之後，我再徵得第二個消息提供者的同意。於此，所有該做的工作都告完成。
直到這時候我才解密，分別通告了美台兩地的工作伙伴，即刻就已知的訊息發稿台北，並準備出席明天的記者會，繼續瞭解事件後續。老實說，當報知這個消息並打算在正式宣告前進行預發時，台北曾擔心是否會被擺道或臨時變卦，幸好都沒有發生，只是多疑多慮了。
神秘而不得不保密的組織是與民主公開透明的原則相抵觸的，“中國之春”自有它的難處，而身為代言人的王炳章後來竟成了受爭議的人物，不旋踵就使他從神壇上跌了下來。再者，民主運動脱離本國土地是無法立足的，一旦回去就遭逮捕而拘禁，王炳章正是這樣，倒也表現了求仁得仁的英雄氣概。
那個時代發生了那樣的事，我們在採訪和處理這個新聞時，完全沒有抱着為哪個政權或哪種政治立場服務的心情，只在呈現一個客觀上發生的事實。
從事新聞工作以來，我從不標榜什麼自由主義，毋寧是“該報就報，要報就求真求實”的新聞主義而已，多年後我創辦“新新聞”也即是本於這個態度。新聞工作是個讓事情弄清楚的工作，讓事情弄清楚了，大家好做判斷，好做決定。新聞工作者就是工匠，要有工匠精神。而我對工匠精神的理解則是：窮盡心力，與人為善。
我們不做海外的第三者
本著這個原則，《美洲中時》報導了洪哲勝宣告脱離台獨聯盟，陳述進出獨盟的心路歷程；報導了紅衛兵梁恆與猶裔妻子夏竹麗合著《革命之子》，首度以英文著作揭露文革真相；報導了早年回歸大陸的台裔教授彭銀漢的生命故事，並幫助他完成了回台探親的夙願，且為他爭取破例不被冠以“反共義士”之名；報導了田弘茂教授等受邀訪問大陸的11位台籍著名學者與大陸對話的詳細内容，盡釋群疑；以及報導了各個不同派別、不同立場的台灣人團體如何打破藩籬，促成交流。無不是“獨得”之作，且是犖犖大者。
看得出來，《美洲中時》的採訪致力於各方面的突破，敢於接近異議人士，觸踫敏感地帶，希望為一切的“趨近”做些努力。
任何媒體無論怎麼自稱超然，都有一個立足點，這不是件羞恥的事。因此我在《我來自哪裡？我置身何處？——本報周年紀念談我們的使命感》文中還這樣說：
我們既不能同意條件並不具備的中國統一，亦不追尋前景並無保障的台灣獨立，我們唯有寄望已具規模，還能容許自由意志立足的地方，繼續展現其豐厚的進步實力，以靜待歷史的脚步帶給它合理的探顧。
為此，在政治問題上，我們不做海外的第三者，我們寧為“開明的當事人”。
再清楚不過了，我們來自台灣，不因為到了海外就成了“第三者”。在與台灣的關係上，我們依舊是“當事人”，只是我們要開明，開明，再開明。唯有開明，才能使大家樂於接受。
《美洲中時》就是這樣一份“有意識”的報紙，這個“意識”不是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是“有所為而為”。創刊一周年，我藉着這篇文章表達，我們是一份從台灣來的報紙，有自然而然的情感歸屬，基於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我們再怎麼發揮功能，也不會自外於台灣，儼然成為第三者。而我們也要清楚，如今置身新土，必須落地生根，且要結合各種力量爭取華人民權，創造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間，這是華人的共同利益，不容相互抵消，為此，不能再分什麼左中右獨。
這是一年來的經驗總結，一年來對於要辦一份什麼樣的報紙，意念已越發清晰且充滿信心。我以接近文青式的筆法自發此文，自認盡符余先生的理念而更具在地感與實踐性，經過時在台北的余先生核閲後，幾乎一字未改，以由我署名的方式刊出，而非不具名的社論；又顯著刊登在外頁彩色版，非常醒目。等同於，我以副總編輯（此時我已加銜）兼採訪主任的身份代表《美洲中時》發言，我不汗顏且自覺“適格”，乃因我一年來的表現已為内外共知。
老實說，這番表達既是對外的承諾，更是對内的提醒。因為很不幸，確乎有人日子過得糊塗，常以海外第三者自居，崇尚虛無。以及，不明白（或不甘於）這就是一份華人報，乃在新聞的選材與配比上往往失衡或舉棋不定，跳不出左中右獨的慣性思維。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70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刊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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