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我們家裡叫它做“大書”，爸爸的大書。說是大書真不假，動筆前我特意拿出磅秤，六公斤半，大概13斤半；A3紙大小，半尺厚。棗紅色的皮封面，燙金兩行毛筆字書名《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 浙東曹聚仁輯》，下面跟著他的印章，很是隆重。

 

近40年，父親的作品在內地和香港出版、再版和重印的，總數不下七八十種，就是這本“大書”沒有出版社敢承諾再版。好在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出了他的文集《聽濤室劇話》，收入了“大書”中20萬文字，但也只占全書的一部分。文字部分無法與書中的兩千多幅劇照、圖畫資料對照呼應，總是不小的缺憾。

 

我們在父親的遺物找出兩本“大書”，真皮封面的那本現在存放在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曹聚仁文庫”內，人造革封面的放在姐姐曹雷家的書房中，時間長了也少去翻動，外表已經有點龜裂。沒想到不久前我接到鳳凰衛視老同事馬鼎盛從香港打來的電話，核對有關他母親紅線女的一段史料，讓我們又拿出父親的這本“大書”。

 

廣州的《南方日報》33年前刊登了紅線女紀念周恩來總理的文章，說到1972年的一個夏日她去總理家，他正在看“厚厚的一本書”，見到她就說“你來看看這本書，有意思的。”紅線女看了，“原來這是香港曹聚仁編寫的一本文藝集子，其中介紹了全國各地的一些優秀電影和舞台藝術等作品，還有介紹粵劇《關漢卿》的圖文”。她高興地對總理說：“現在看到這個，真是難得極了。”她請求總理把書送給她作紀念。總理說：“不行。要把它送到歷史博物館，讓大家都能看到。”

 

紅線女回憶中的短短這段，給了我兩個沒想到。首先沒想到這本“大書”能夠到達總理手中，因為太重太大沒法從香港寄北京。實際傳遞途徑，很可能是我父親托交好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由當時新華社專責部門運到北京，直接送抵總理辦公室。再有個沒想到是“大書”得到了總理的高度肯定，而且是在1972年那樣特殊的時間。因為我們家人都認為父親在當時環境下出這種“不合時宜”的書，而且還花了這麼多的心血和精力，實在是吃力不討好，傻得可以。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本皇皇巨印是父親半生研究和20年資料搜集的結果。1971年在香港最終能夠問世，是他校閱出版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後，了卻的又一樁心中牽掛。1972年夏天，正是父親在澳門鏡湖醫院度過的人生最後時刻。如果他那時知道總理對“大書”的讚賞，一定會帶著笑容離開。

 

父親是個十足的戲迷，1956年他第一次從香港到北京，晚上少不了看戲。十來天裡，九歲的我就跟著他到長安大戲院聽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看了講“周處除三害”的武戲，還看過中國京劇院根據蒙古國同名詩劇改編的現代戲《三座山》。後來幾年他每次進京或到內地其他地方，看戲一定是工作和採訪之外最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1959年國慶，各地名家名劇會聚到北京獻禮演出，更讓他興奮難已。對他而言，同期在北京登台的全球聞名蘇聯烏蘭諾娃芭蕾舞，吸引力遠不如紅線女、馬師曾的粵劇《搜書院》、《關漢卿》。彙集和保留現代中國戲劇戲曲資料的想法，應該就是從那時候浮現。

 

父親對中國戲曲源流的研究，同抗日戰爭有關。1932年一二八淞滬開戰他避亂蘇州遇上昆曲，連續追看了幾個月；1938年秋天，他作為戰地記者隨軍轉移到江西東北，又接觸到了弋陽腔，從此開始對南曲流變和各方戲曲演革的研究和史料搜集。他在“大書”的總序中說，“我個人並非戲曲專家，卻在抗戰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緣演化，作為地方劇種的研究者，慢慢理出了一個頭緒來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多次北行，他看到中國各地戲曲藝術確實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齊放”，由衷欣喜。他說，“百花”的“百”，乃是實詞，並非虛語，無論從哪一角度來看，都得以“百”計的。“我在鴨綠江畔安東（丹東）城中，看了那兒的越劇團的《紅樓夢》演出，真的比看了在市場上出售（南方的）的香蕉和荔枝，還更感動些”。

 

“這便是我們要保留這些圖片的主因。文學藝術原是反映社會安定文化進步的上層徵象。”自此，他香港家中書架上有關戲曲戲劇的剪報雜誌資料就不斷增多加厚，分門別類，也年復一年寫了好多篇報導和文章談戲談曲談劇談藝。姐姐曹雷走上戲劇和電影的事業路徑，讓父親更加高興，似乎彌補了他人生中一直想做卻做不成的一大遺憾。可以說，他也是為女兒搜集保存這些資料，從香港遙遙寄託自己的期望。

 

即使後來內地整個氣氛和環境有了很大變動，他不僅沒有“識時務”停手，更動了出書的念頭，以求永久保存手中的資料。“我們從藝術觀點，把過去20年間的劇曲影藝的史跡編刊出來，該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個人能在這兒快炙獻曝，盡一點微力，實在愉快得很。”但此時的父親已是“貧病交加”，既無家可傾，亦無產可蕩，只得尋求出版商相助，終於成事。

 

大書印出了，1971年新年伊始父親就寫信告訴上海的曹雷：“我編了一部有關地方戲曲影藝的記錄書，彩色精印，有18斤那麼重，希望能留下給你。我相信10年以後你看了，一定會很滿意的。”三個月後他又在信中告訴她：“那部大書目前你不一定看，10年後你必須看一遍，才知道我用心力之勤之苦，這書大家都承認會傳下去的。”18斤，應該說的是真皮封面那本。

 

真是到了10年之後，我們才第一次拿到和翻看爸爸的大書。那時，內地已經改革開放，父親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成為30年後內地出版的第一本他的作品。時間一晃而過，“大書”出版已經半個世紀，周總理去世也已44年。此記。

（作者是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