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型肺炎疫情肆虐,香港也已出現兩宗對新型冠狀病毒呈初步陽性化驗結果的病例,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開始打響。而整整17年前,香港經歷了一場血的教訓——SARS⋯⋯
一、全城抗疫
2003年,這大概是香港回歸後最令人傷感的一年。鬧哄哄的街道變得冷冷清清,商場、餐廳人跡罕至。街上滿是戴著口罩、木無表情的人。
“爸爸,今晚回家吃飯嗎?”
“你乖乖做完功課,爸爸就回來!”
“太好了!我現在就去做!”
電話裡傳來八歲兒子的哼歌聲,威哥紅了眼眶,心裡不是滋味。兒子不知道,他的爸爸這天開了10小時的士,只賺了200港元,比一天的租車費用還要少。
威哥開了20年的士,離婚後與年邁的母親和兒子同住,一人獨力維持三人的生計。那段日子,他幾乎天天為生計惆悵。但除了開車,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香港政府公佈,再發現42人感染非典型肺炎,令SARS的累積染病人數增加至⋯⋯”車上的收音機正在播新聞。“SARS SARS,增加增加,天天增加,沒完沒了!”威哥心裡煩,沒等新聞播完就匆匆換台。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隔壁台播的是羅文的《獅子山下》。威哥“哼”了一聲,心想,什麼勵志、什麼“獅子山”精神,賺不到錢、養不起家,說什麼都是徒然。
車子剛出隧道,威哥調了很久,只聽到一陣沙沙雜音。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收音機,乾脆把它關掉。“連收音機都要欺負我!”
整整三個小時過去,的士在市區繞來繞去,從港島到九龍,居然一個乘客都載不到。太陽開始下山,他答應了兒子,晚上要回家陪他吃飯。此時此刻,孩子的奶奶應該買好菜,在家煮飯了。
車子慢駛到旺角,路邊一位男士向他揮了揮手。威哥把車往路邊一靠。男士向他點了點頭,轉身把背後的藥店大閘拉上。
“截了車還動作慢吞吞的,換作以前,我早沒有耐心慢慢等了。”威哥不屑地自言自語。今時不同往日,他心裡無奈。
“師傅,不好意思!麻煩我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男士喘著氣上車,威哥心裡一驚,這人不會是患上SARS的吧?他從倒後鏡看了一眼那位男士,他白髮斑斑,雖然戴著口罩,但從眯著的眼睛看得出來,他正朝威哥微笑。
那個年頭,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是SARS肆虐的“重災區”。病人、醫生、護士,天天在死亡邊緣與SARS病毒周旋。
威哥有點猶豫,但車還是開了。他挪了一下臉上的口罩,確保鼻子和嘴巴都被包住。威哥在心裡和自己說:“就一趟而已,應該沒事的。一會兒他下車,我把車廂全部消毒一遍就是了。反正不到半小時車程,應該也可以賺數十元,總比沒有好。”
路上車不多,威哥用力踩油門。開快一點,再快一點。一路上,男士沒有講話,威哥也不作聲,他在倒數這程車剩下的時間。
“太好了,能趕在日班醫護人員下班前送來!”車子駛到威爾斯醫院門口,男士興奮地說。
“欸?”威哥皺了一下眉。
“我不是來看醫生的,我是藥房老闆。下午聽收音機時有個護士說,他們醫院前線醫護人員缺口罩。正好我們店進了一批N95口罩,下班前剛送來,我就趕緊送幾盒過來。全城抗疫,也算是一點心意吧。”男士一邊說,一邊拍了拍手裡捧著的盒子。
威哥松了一口氣,原來他不是SARS病人。
“有錢不賺,香港人啊!”威哥口裡念道,心裡卻被他的行為深深打動。
的士停下來,計價器上打著$80,男士拿出100元給威哥,他找了兩張20元。
“師傅,你找錯了,多找了20元呢!”男子很疑惑。
“沒有找錯。你不是說全城抗疫嗎?快下車吧,我要回家吃飯了,老媽和兒子都等著我呢!”威哥依舊目無表情,帶著那天最後賺到的60港元,啟程回家⋯⋯
二、醫院裡的人生百態
警車、救護車的閃燈閃個不停。全副保護衣物的醫護人員在醫院內外忙個不停。深切治療部外,病人家屬在啜泣。這不是電影橋段,也不是虛構場面,而是2003年SARS期間的香港。
“昨天醫院收了六個(SARS病人),今天又有四個。”阿咪是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護士,SARS期間她被調派到缺人的急症室。那段日子,她和前線同事幾乎不眠不休搶救病人。只要醫院有需要,她都會第一時間沖到前線。
“妹妹你吃不下嗎?護士姐姐喂你好嗎?”
電影《狂舞派》裡有一句對白:“為了夢想,你可以去到多盡?”對阿咪而言,為了工作,她幾乎不惜一切。她已經兩個星期沒休過假了。在阿咪負責的病房裡,有一個16歲的女孩患上SARS,連續兩天沒有胃口,不肯吃東西。眼看女孩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阿咪心裡乾著急,於是親自喂女孩吃粥。
醫院裡一片愁雲慘霧,新患者不斷被送入院,前線同事一個接一個染病。
“阿咪,我會沒事的。”這次,躺在病床上的是阿咪的同事小月。她帶著氧氣罩,呼吸非常微弱。她倆同期畢業,之後一直在醫院並肩作戰。小月從阿咪的眼神裡看出她的心事,用微小的聲音安慰阿咪。這令阿咪更受不了了,不爭氣的眼淚一下子掉了下來。
深切治療部裡,平時那些奇難雜症都不見了,幾乎全是SARS嚴重病患者。對前線醫護人員而言,保護自己,儘量救人,就是每天的使命。然而,他們心中何嘗不是惶惶然呢?
四月中的某一天,阿咪清晨如常起床,只感到頭很重,全身乏力。她發燒了。服藥後仍然沒有退燒,她開始感到情況不妙,經照肺片後得悉,肺部已經出現病變。雖然阿咪工作時一直穿著保護衣物,並不時用消毒液洗手,但她還是被傳染了。
在疫情最嚴重、醫院人手最短缺的時候,阿咪倒下了。和其他SARS病人一樣,她開始接受類固醇及利巴韋林治療。
SARS病毒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威力?我會康復嗎?那個不肯吃東西的女孩怎麼辦?小月知道了肯定會擔心我,可是她不可以再受刺激啊⋯⋯ 病房的天花板很白很白,她平時照顧病人,怎麼從來沒有留意過。擔心、恐懼滲透整間病房。此刻的她作為病人躺在床上,開始換位思考。
“嗶------”刺耳的警號聲打斷了阿咪的思緒。她瞄了一眼隔壁床的病人,又是個年輕的姑娘,可是她血含氧量過低要接受插喉手術,又要被送往深切治療室了。阿咪看著穿上全副保護裝備的同事沖進房間,她的視線開始模糊。頭很重,她昏睡過去⋯⋯
朦朦朧朧醒來已是第二天,隔壁病床換來了一個老伯伯。阿咪根本不知道外面的環境變成什麼樣。從最初記掛著工作到自己的病情急轉直下,阿咪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因SARS殉職的醫護人員。
最痛苦不是病魔纏身,而是精神上的煎熬。
阿咪的同事一直開導她、安慰她,幸運的是,她被發現受感染時尚算早期,在連續高燒三星期後逐漸康復。
返回護士崗位那天,阿咪重新換上工作服,她哭了。“SARS是一場災難,但卻讓我看到人生百態。原來,我從中得到的,遠比失去的多啊!”她雙手合十,默默念道:“感恩⋯⋯”
三、“香港很危險⋯⋯”
那一年,輝仔在澳洲讀初中。三月,他和同學參加了一個中國交流團,到北京交流10天。之後正好有兩周長假,他想著順便回香港探望父母。
“香港很危險,不要回來了!阿仔你自己保重!”原以為父母知道會很興奮,怎料父親居然不斷遊說他不要回家。輝仔心想,都到中國了,不回香港去哪兒啊!他不知道,一股可怕的疫風正在醞釀中,SARS已近在眉睫。
回香港的飛機上,乘客一人一個白口罩。沒有交流,沒有聲音。口渴了,小心翼翼把口罩往下推一下,湊著瓶口喝一口,匆匆再拉上口罩。那一程,氣氛有點可怕。
輝仔和澳洲同學安迪一起回香港,安迪第一次來這個城市,這裡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個“戴口罩的城市”。
(灣仔維景酒店一度被下令隔離。圖片來源自網絡)
初生牛犢不畏虎,儘管父母不斷叮囑出門要時刻戴好口罩,輝仔和安迪還是沒有當回事。不戴口罩在街上遊蕩,吃完街頭手撕小吃不消毒洗手,坐巴士也毫不懼怕。巴士車廂空空蕩蕩,除了司機幾乎就是他倆,他們就像坐上了“專車”⋯⋯ 輝仔不知道,他的媽媽已受感染。
新聞每天報導著新染病和死亡的新增人數,父親每天到醫院隔著玻璃探望母親,輝仔這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後來他媽媽康復了,爸爸卻因受感染病危。死神哼著挽歌向輝仔的爸爸招手,最終他不敵病魔,因併發症離世。
輝仔父親離世那天,天色灰暗,還下著毛毛細雨。小時候爸爸陪他做功課、爬山野餐、一起做風箏等等,一幕幕童年回憶浮現在眼前,抹滅不去。輝仔沒有哭,但異常沉默。他不想、也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再後來,曾經照顧輝仔父母的醫生謝婉雯也因感染SARS殉職,終年僅35歲。屯門醫院為謝醫生舉行了追思會,四百多名醫護人員手纏黑紗送別她。輝仔聽到新聞報導時,忍不住大哭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為素未謀面的人落淚。
那一年,承載著香港人充滿眼淚的集體回憶。輝仔想起爸爸的話:“香港很危險⋯⋯”
四、苦中作樂的學校生活
那年SARS肆虐,我讀中四,相當於內地的高一,香港中五的會考準備得如火如荼。
(2003年香港小學生戴口罩防疫。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那段日子我們戴口罩上學,老師每天早上在校門口為學生量體溫,校園處處都是消毒洗手液。因為疫情嚴重,學校讓我們自行選擇是否回校上課。來上課的同學越來越少,40人的班級試過只有三、四人來上課。整個香港就像打仗一樣,坐車有人打個噴嚏,附近所有人都會閃開,學校陸續停課,醫護人員相繼染病甚至過世,世衛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社會經濟全面蕭條⋯⋯ 誰也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過去。
我們戴著口罩上課難受,對著同學每天也只看到一雙雙眼睛。於是我們就在苦中作樂,用不同顏色的筆在口罩外畫上嘴巴,有人畫微笑,有人畫咧嘴大笑,有人根據心情每天畫不同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有體會。
由於疫情嚴重,我們的體育科老師決定,以筆試取代傳統的體能測試。對於從小沒有體育細胞的我來說,體育成績總是成績單上很差的一門科。得知這個消息,我當然是興奮得不得了!就這樣,那個學期我拿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體育科A級的成績。後來告訴朋友,我的體育科曾經得過A,說出來差點兒連我自己都不信。
我們這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崇尚個人主義,生於物質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無法體會上世紀70年代“獅子山下”香港精神那種逆境自強、刻苦奮鬥和所謂的本土集體意識。但因為一場SARS,讓我對這個城市有了新的反思。
黑暗之中,我們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輝;失望之中,我們看到香港人守望相助的價值;逆境之中,我們看到這個文明社會的優秀素質。儘管當時獅子山下不再只有貧民區,但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仍常掛在我們嘴邊。而我所說的掛在嘴邊,不僅僅限於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包括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新一代,甚至在香港成長的內地新移民。那段時間,香港社會融合團結、共同奮鬥的意識,比任何時候都來得強。
SARS是一場磨煉,香港在哭泣,但愛卻滲透在香港每一個角落。以至於多年後,在沉浸于謾駡鬥爭文化之中的今天,反觀那一段日子,仍覺得如沙漠中的甘泉,滋養著香港人的心房⋯⋯
(作者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三策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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