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1920年羅素訪問中國，時已整整百年。世紀如須臾，神州已滄桑。回首當年，可鑒今替，值得分析和研探。

 

當時中國的大事件

 

說這是中國的大事件，是因為一個英國紳士，頭上光環無數、世界級的大學者，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講學，以哲學家的睿智眼光、數學家的嚴謹視野，審視中國的現狀和前景。這些高光要素，令這一事件熠熠放光，要說這不是個“大事件”的確很難！

 

說這是中國的大事件，還因為訪問的時機，正適合當時中國形勢的需求。一戰並沒有給我們這個東方古國帶來什麽希望的曙光，國際地緣政治的危急程度也沒有什麽緩解。與此相反，周圍列強依舊林立，而且個個虎視眈眈。國內軍閥混戰，諸侯分割，百姓難以聊生。面對這樣的層層重壓，各界志士仁人，急切地探索著救國求存的方子。這些關鍵性的社會訴求，歸結到一點，那就是，中國能不能救亡圖存？中國該怎樣救亡圖存？這樣態勢下的中國，信心比道路更顯重要。於是，人們熱切期望著羅素的到訪，能夠給這些問題的解決帶來希望。

 

對此，作為這次訪問活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梁啟超在講學社舉行的歡迎羅素的會上發言，說得清楚明白：“……這回先生不遠萬里而來，我們一面聽先生的演說，一面還要受先生人格的感化，這才不辜負先生一行啊！”

 

說這是中國的大事件，更因為羅素在訪問中國之前，剛剛訪問了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不久的俄國，而在訪問中國之後又將訪問日本。俄國和日本，可以說是對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羅素在中國各地的演講中，常常將這兩個國家作為與中國比較的對象，而羅素在比較中，明顯地肯定中國。羅素這樣的取舍和表態，給中國的社會精英，註入了精神上的力量。

 

有人論說，羅素說的這些話，是說給“外國人聽的”；還有人論說，羅素並沒有深入考察中國的社會現狀，他的那些話語，難說“中肯”。這些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筆者認為，任何低估羅素的這些評語，給中國人建立“信心”所帶來的影響，都是欠妥的。因為，只有首先在精神上站立起來，才談得上之後的一切行動。

 

說這是中國的大事件，還由於當時“追星”的人物中，其領域之廣、層次之高，在當時是空前的。這些人，不是社會名流，就是文化精英，要不就是政界大鱷，或者潛在的社會俊秀。“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羅素這樣評價中國的社會精英，當然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鼓舞。羅素影響了這些人，也就影響了中國，影響中國的發展。這正體現系統論“因果關係”層次鏈條的持續作用。

 

對於受到羅素影響的眾多人物，我們在這裡特別提及三個人。

 

第一個是給羅素擔任翻譯的趙元任。他們兩人在接觸中成為了好朋友，相互間便有了下面這則幽默的文字逗趣。

 

由於“趙”字的英文寫法是“Chao”，與英語 “chaos（混亂）” 一詞形似，羅素便拿他的文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當前混亂的原因）》給趙元任看。對此，趙做了如下睿智的回應：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此語二義，一石二鳥：既對羅素的文章作了回應，“當前‘混亂’之原因，皆與先前的混亂密切相關”；同時，又對中國的姓氏“趙”，做了解釋：“我這個‘趙’，來自前輩的‘趙’”。這樣巧妙應答，睿智滿滿，傳為佳話，羅素也將其寫入《自傳》之中。

 

在中國近代文化演進的進程中，趙元任的作用不可忽視。他不僅堅守中國文化本體，又不忽視向西方文化精華學習和提取。然而，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並非易事，難免會有過失。這一點，與羅素的預判和告誡是吻合的。

 

羅素講學的另一位隨同翻譯則是楊端六，也是著名學者。這兩人的背後，有著諸如商務印書館這樣一些學術組織作為支撐。時至今日，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不知更替了多少代人，但是他們始終堅持出版羅素的相關文集，這與當初建立起的“羅素情結”，幹系極大。在漫長的一個世紀裡，羅素那邊的“中國情結”與中國這邊的“羅素情結”，這兩者依然纏繞在長長的時間線上，那文思並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稱一個奇特景觀。

 

在系統學裡，文化屬於“慢”變量，它的影響卻可“水滴石穿”，其影響和作用，又如“玉在山而草木潤”一樣，雖然不怎麽顯山露水，不聲不響，但卻久久為功。

 

第二個人，是孫中山。在羅素到訪之前，孫中山對羅素已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是真正理解中國的人：“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讚美中國。”孫中山這樣的評價，當不屬簡單的應酬之語，該是他走訪多國，目睹反差，鑒別對比的結果。

 

孫中山意欲約請羅素共進晚餐，但是相互間難求共同時間的“交集”，最終沒能如願，實為憾事。歷史倘有如果，也許會有更深刻的現象發生。盡管如此，羅素的“中國文化超過於歐美”這樣的判斷，對於孫中山，這位中國近代變革先驅，影響深刻。

 

第三個是毛澤東。羅素去長沙演講，是經過多次盛情邀請才應允下來的。羅素講演的題目是《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擔任翻譯的是楊端六，擔任書記員的，正是毛澤東。關於此次演講的報道，後來發表在《大公報》上，毛澤東參加了該文稿的整理，以及後續的相關討論。

在聽了羅素講演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公開表示羅素的主張“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兩點：第一句話，是毛澤東對羅素演講的肯定，說明羅素的觀點起了作用。第二句話，是說羅素的主張並不可行。對於此，恰恰說明了革命者與哲學家的區別。作為前者，不僅要考慮行動所追求的“目標”，更要考慮通向“目標”的路徑必須可行。例如，毛澤東評論“教育救國”之所以“行不通”，用系統術語來說，這樣的行動，不可能導致“跳出系統”的結果。

 

還有一點，羅素在其眾多的演講中，強調指出“有教養的人士”對社會其他人的帶領作用。這些觀點，與孫中山的“聯合工農”、毛澤東的“發動工農”、“武裝工農”，在基本走向上，不能說沒有共同的地方。

 

如果把羅素的到訪行為比喻為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版圖進行“投股”，那麽孫中山與趙元任，均屬於政治-文化上的“硬核股”，而毛澤東，則屬於“潛力股”，後者當時還沒顯山露水，但是其後續的發力不容小覷。

 

因此，我們用這三位人士作為“樣本”，粗略地說明，羅素對這三位代表性人物的影響，牽引出他對中國的影響。系統學觀點表明，人們間的交流，其影響都是雙向的，這些人的睿智表現，反過來也會對羅素產生影響。據楊端六回憶，他留下了如下文字：研究哲學並不是羅素來訪的目的，他此次來中國，是為研究中國的社會狀況而來。他覺得這事不僅有趣味，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將來要想對中國有所貢獻，也就在這裡。

 

筆者認為，楊端六的這段回憶之所以重要，在於讓人們看清楚，羅素這次訪華的關鍵性旨義，遠不止是一般性的訪問。

 

那麽，羅素訪華，此時他個人正處於什麽樣的人生背景呢？

 

訪中時正處於人生轉折點

恰當地回應羅素訪問中國時處於什麽樣的一種狀態這個問題，不僅有助於認識羅素，也有助於進一步認識羅素訪問中國的意義。

 

羅素一生長壽，活到98歲，他訪華的1920年，在其人生的年齡線段上，正處於“中位數”的位置。時年48歲，羅素接近“知天命” 之年。這個“中位數”是羅素一生的“分水嶺”。這一點，有傳記作家瑞·蒙克（Ray Monk）所寫的大部頭著作《羅素傳》為證。他以1921年為界限，將羅素的一生，截然分為兩段，上冊為《孤獨的精神1872-1921》，下冊為《瘋狂的幽靈1921-1970》，前者充分肯定，後者質疑不斷，頗多抨擊。

 

這部傳記說明，羅素在訪華之前業已功成名就。用中國人傳統的標準來衡量，他業已實現“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偉業，功績赫赫，尤其是在數學和分析邏輯學領域，他的科學成就已載入史冊。

 

在人類認識演進的歷史上，歐幾里得幾何的意義至關重要。它重要到這樣的程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認為，凡是幾何上的認知，無論是已經發現的，還是尚待發現的，均可由這個系統演繹和派生出來。今天，無人不知的阿拉伯數字，其最早的出發點，正是采用線段的夾角個數來表達的。我國古代數學家劉徽的“出入相補原理”，正是基於幾何對象具有這樣深刻的本質：它們是可以“搬動”的、“拆分”的、“重組”的。從而使得，我國關於π的計算精度，領先西方長約千年。

 

但是，19世紀時，非歐幾何的出現，讓問題浮現。人們熟知的幾何學上的“點”和“線”等要素，其表示方式竟然可以有那樣大的差異！於是，人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尖銳問題：數學還是不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科學？

 

這一難題，導致了集合論的誕生。集合論的起點很簡單，只要把考慮的對象規定為元素，特定的集合則由不同的元素組成。然後，進一步考慮集合之間的相互的關係，諸如“包含關係”（它的逆向就是“屬於關係”）、“並集關係”、“交集關係”等。而且，這些關係都可以采用演算的形式表示出來。於是，集合論讓人們看到了這樣的前景：可以很順利地將數學演算，包括將極其重要的“形式推理”，進行抽象。集合論帶來了一片令人興奮的新天地。

 

順便提一下，集合論與系統論之間，亦具有天生的緣分。有了集合論，便可把靜止的“元素”，以及運動的“事件”一並納入考慮，由其是其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事實上，運動的世界，所呈現的乃是時空裡的“事件流”，人們對他的“捕捉”，很像是在進行某個“截屏”操作。一個事件，緊緊連接著下一個或多個事件，不會終止，不會完結，持續向前演進。“事件流”形成了覆雜交錯的軌跡鏈條，隱含著人們極為關切地重要關係，諸如“因果關係”等等。依照著這些關係鏈條，人們可以梳理出不同的模式和規律，指導或規範人們的管理、控制、決策等重要社會行為。筆者過去給研究生講課時，稱之為“事理”並借助於集合論等數學工具，梳理出“數理-物理-事理-心理-情理”五個層次不同的展現模式和關係。

 

集合論問世所帶來的亢奮，在1900年的世界數學家大會上達到了頂峰。這集中體現為希爾伯特在會上提出的“形式化綱領”。這個綱領，如同是數學星空裡的“北鬥星座”，指引並推動了數學的發展，並進一步影響到整個科學界，時達一百多年，至今不衰。

 

羅素參加了這次大會。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氣氛中，他準備大幹一場。

 

羅素在思考集合論時，偏偏不按照常規出牌，別出心裁地去考慮那些不是正常地用元素組成的集合，特地設想了一種“不以自身為其元素”的集合，不妨形象地說，這種集合“不自吞”自己，故不妨稱之為“非自吞式”的集合。如果以此劃線，那麽，對於任何一個集合而言，不是“自吞式”的，就是“非自吞式”的，兩者必取其一。

 

基於此，羅素把所有“不自吞“的集合，去構建一個新的集合，記為Ω。註意，Ω已經是集合的集合，或者說，是以集合為元素的集合了。那麽，我們問：集合Ω是不是“自吞式“的集合呢？如果是，按照Ω的構造方式，就不能成為Ω的元素，這與假定相矛盾；如果不是，他就應該納入Ω的構造元素，便成了“自吞式”的集合，與假定也矛盾。於是，一種奇怪的現象出現了：Ω，既不是“自吞式”的，也不是“非自吞式”的，分明是一個 “怪胎”式的集合！

 

一個直觀上看來，極為平常構造集合的方式，卻在集合論這塊“高大上”的領地上，誕生出了Ω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怪胎”！令整個數學界腦崩，是可忍，孰不可忍！用數學術語來說，關於Ω的推理演算的不可判定性，給集合論帶來了“顛覆性”的危機。

 

這就是以羅素命名的集合論悖論，簡稱為羅素悖論，發生在1901年。

 

我們知道，數學研究的動力，多半是屬於“問題導向”型的，體現的方式一般為：第一種，來自現實世界需求的推動；第二種，以“問題猜想”的方式牽引拉動；第三種，則是以悖論方式帶來的反向推動，旨在解決“危機問題”。這一次，羅素之所以”牛“，是在集合論的“大廈”裡，發現了這個要命的“軟肋”，給數學的發展，猛擊了一掌。

 

對此，羅素並不甘心，決心解決自己發現的這個“漏洞”，其勇敢的承擔，頗像我國的“補天”女媧，令人敬佩。悖論出現之前，羅素正在雄心勃勃地打算重新梳理他之前的著作《數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因為人們對此書的微詞頗多。於是，在羅素的動員下，聯手美國哲學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共同排除數學原理中的這種“自吞式”的惡果。這兩人聯手，乃是貨真價實的“強強聯合”，他們的目標也提升了，要重寫另外一本新書，計劃一年內完成。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多半是“人算，比不上天算！”羅素以為，產生“羅素悖論”的方式很平常，克服這個麻煩的辦法，也應該很平常。卻不知，錯！而且是大錯。這兩位學界“大佬”費了大氣力，接近十年的時間，才將這本《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大書展現在世人面前。

 

關於解決羅素悖論，這本《數學原理》讓羅素的邏輯主義在數學領域，得以與另外的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寫入了數學發展歷史。然而，他們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重的。為了避開“自吞”的陷阱，羅素的邏輯推演系統，一套加蓋一套，過於龐雜，令人望而生畏。

 

對此，龐加萊有著冷靜的預判，他說，“我們建造了一個圍欄（集合論）來放養羊群, 以防止它們被狼侵害, 但我們不知道在圍欄中是否已經有狼，即使現在已經解決了羅素悖論, 但我們並不知道, 集合論是否還存在別的狼? ”

 

事實上的確如此，盡管羅素和懷特海下了這麽大的功夫，卻深感所碰到的問題實在難以排除，甚至還發出過“邏輯是地獄！”這樣的呼叫。但是，他們當時終歸不知曉“圍欄”中一定會有“狼”，而且是沒辦法加以排除的。關於這一點，直到1935年，哥德爾才給出了明確的證明。

 

羅素年輕時就雄心勃勃，弱冠少年，就立下宏願，要寫系列的大書，既要涵蓋所有的科學領域，又要涵蓋所有的社會學領域。《數學原理》這本大書完成後，羅素也就進入了人生的轉折點：從書齋走向社會，從純科學領域的研究轉向關註起社會問題。

 

應該看到，造成羅素人生轉向的原因，來自多方面：既有年齡原因（如智力上的限制隨年齡而增長等），也有學術上的原因（如邏輯研究、或數學研究並不能導致永恒的真理，還有純粹邏輯的陳述與演算很難擺脫自然語言本身的含混性等），更有現實社會的原因（目睹他身處的現實社會的複雜與不公、戰爭帶來的危害等），還有他自小就建立起的三種強烈情感，尤其是“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

 

對於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如果不將“羅素訪問中國”這一事件與羅素人生轉向結合起來分析，就不可能客觀地評價這一事件，也不可能客觀地對待他關於中國的好評和預判。

 

轉角處 遇上喜愛的中國

 

羅素正好在他人生的轉折點，接觸到中國，並喜愛上中國。他這種喜愛，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即興式的，應該將此視為，他的睿智知識沉澱與人生追求等要素的綜合反應。這也導致了他的看法，不能不是超越的，既超越了當時西方知識界的普遍看法，更超越了百年漫漫時空。百年後的今天，人們重新加以認真審視時，依然感到那樣鮮活，那樣迫切。

 

我們無需多加評介，只是客觀地列出他的觀點。在這些文字面前，就足以讓人們不能不“拍案叫絕”。而且這是，拍百年歷史之大案，叫漫漫世紀之大絕。

 

對此，我們簡要地將羅素的觀點歸納如下。

 

第一、對中華民族的評價很高，這是總體性的。

 

對此，羅素說：我只想請讀者記住一點：從總體上來說，我認為中國人是我見到的最好的民族之一。

 

第二、中華民族的希望在於其特有的文明，這是關鍵性的。

 

對此，羅素說：我認為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是這樣，對於全人類也是如此。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現正遭遇劇變。中國傳統文明幾乎獨立於歐洲發展，其優劣美缺與西方情況迥然不同。所以，我們掂量不出二者孰輕孰重。

 

中華文化傳統跟西方文化完全不同。……典型的中國人希望盡可能多地體會恬淡雅致之樂。

 

關於文化的關鍵性作用，易經裡如下這段文字，給羅素的判定帶來明確地支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

 

第三、看好中華民族、中國精英、中國青年，這是系統（層次）性的。

 

對此，羅素說：中國有教養的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

 

還補充說：中國人溫文爾雅，謙恭有禮，追求的只有正義和自由。就所有構成人的幸福的因素而言，他們擁有的文明超過我們……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是唯一一個真的相信智慧比紅寶石更寶貴的族群。

 

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國人絕不是這樣。他們仍然是中國人，雖然吸收了歐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態度。他們保留了率真坦誠，相信道德的力量，並以這種信念去打動別人……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相信，經歷過一些事情，通達人情世故後，他們有能力把中國人的觀點思想引到應該走的方向。

 

當然，他也尖銳指出中國人的弊病：貪財、膽小、麻木。

 

第四、看好中國發展，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強國，這是綜合性的大預判。

 

對此，羅素說：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完全能在一二百年內，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

 

第五、西方世界應該讓中國獨立發展，自主發展，這體現了系統論異質性的包容。

 

對此，羅素說：如果能讓中國人獨立發展，他們會最終找到適合自己品格的解決方案，而西方人絕對做不到。

 

第六、四十多年後，羅素仍如是說。這是一貫性的。

 

1965年，當他的《中國問題》一書重印時，他這樣寫到：我覺得，書中不是談時事的部分，總的來說仍然是正確的。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傳統的中國人與西方各民族之間性格的鮮明對比。

 

那時，中華民族的實踐，距離民族復興依然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到了又過去半個世紀的今天，中國，已是歷史上最接近“民族復興”的時候，也是大致實現羅素歷史性大預判的時候。此時此刻，再次回顧羅素這次世紀性訪問，無論怎麽說，都不應該忽視這個預判帶來的啟發性意義。

關於羅素這本書，當時也正在訪問中國的杜威，給出的這樣的評價：“最近寫就的將西方讀者與遠東問題聯系起來的眾多圖書中最富有啟發意義的一本”。

 

杜威的指向，是西方讀者，而對於筆者來說，其啟發性意義最突出有三點（不延伸論述）。

 

其一，羅素預判的歷史場景基本實現了，但是我國面對的世界態勢卻更複雜了。用系統論的“模式”來刻畫，猶如“多元的自由雞舍，碰上了自由的狐貍”。因此，“雞”與“狐貍”的糾纏關係，其實就是文明間的博弈。對此，我們需要更大的智慧、更聰明的戰略和戰術、更加長遠的耐心。

 

其二，身出貴族地位的羅素，深知“最有教養的人”的作用，並對中國的這一層次人物評價極高，希望也很大。

 

這對不對？筆者最近的研讀領域，涉及一批最頂級的學者精英，深深感到他們的作用，在當下更為迫切和關鍵。“錢學森之問“分明是明知故問，就充分說明這一點。對於中華民族的最後登攀，這層意義極為關鍵，必須下大力氣開創提升人才質量的環境！

 

其三，羅素的轉折，還體現在他要實現自己的“濟世情懷”。對羅素，筆者稱他是“只拿煙鬥不拿刀槍”的和平鬥士。他對世界和平的追求和捍衛，正是他這種“濟世情懷”和“俠肝義膽”的體現。在這方面，他後半生表現得更加明顯，都已是耄耋老人了，還和普通民眾一起遊行在大街上。 

 

中國的演進，從毛澤東的“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到習近平新時代的“世界命運共同體”，與羅素的這種“濟世情懷”，有著息息相通的“交集”。羅素的“故事”，值得繼續講下去，而且要講好。這不僅靠我們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外部世界的支持，尤其是西方世界裡像羅素這樣人士的支持。這樣睿智的人士，這樣同情貧苦大眾的思想家，這樣包容的對話者越多越好，對世界有利，對中國有利。

 

羅素訪華，一百年，整整一百年過去了。百年如須臾，時光送走了羅素的人胎肉身，但送不走羅素的精神情懷。

 

似曾相識燕歸來。心有靈犀一點通。這靈犀，攜帶著一種理性，一種溫潤，滋養世人，歷久彌新。

 

 

（原發於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作者是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