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1812-1880）是英國植物學家，也被稱為“茶葉大盜”——是他把中國茶樹的種子帶到東印度公司開設在喜馬拉雅山麓的茶園（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這個行為結束了中國對世界茶葉市場的壟斷，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所謂“大盜”云云，那是時代背景決定的，不能把責任完全歸於個人。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福瓊就是在英國洋槍洋炮的助威下，才敢於偷盜，他的個人行為其實也是“集體作案”。試想想，現在的中國，還會允許羅伯特·福瓊這號人存在嗎！

福瓊1843年、1848年兩次到中國，並記錄成書，雖然書名叫《兩訪中國茶鄉》，其實他不僅僅走訪福建武夷山、安徽徽州、浙江一帶的茶鄉，同時也收集植物資源，並帶回英國。因為這些園藝植物的經濟價值不如茶葉，所以在書名上沒有體現，但在內文中著墨非常之多。

現在提到安徽茶葉，都知道黃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但在明清之際，安徽（尤其是徽州地區）茶葉首屈一指的是松蘿茶（休寧縣）。近代松蘿茶幾乎銷聲匿跡，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王光熙重新打造松蘿茶品牌。

當時，外國人只能在五個通商口岸活動，不允許深入內地，羅伯特·福瓊大膽妄為，他1848年喬裝打扮來到徽州松蘿山，一路驚險。福瓊記錄了不少第一手有價值的資料，譬如說，因為英國人喜歡茶湯漂亮，福瓊發現當地茶農針對英國人的這個嗜好，在烘制茶葉時添加了普魯士藍和石膏，這樣茶湯就碧綠好看，出口時能賣出好價。但茶農自己不喝這種好看的茶。讀到這裡，才知道茶葉添加劑這玩意在清朝就有人這麽幹了。

那時的徽州還沒有紅茶，祁門紅茶在十九世紀後期才開始創立。福瓊在中國的年代，武夷山是“優質紅茶產區”，所以，他去武夷山采集到了優質茶苗，了解到紅茶的制作工藝，並聘請制茶工人到印度傳授制茶技術，催生了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茶產業，改變了世界茶業版圖，進而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格局。

福瓊寫城市也非常具有史料價值，他書中提到上海在1843年底的人口只有27萬，上海當時還有城墻和城樓，“城墻周長大概有三英里半”。他經過嘉興的時候，寫道：“嘉興府看起來和上海差不多大，居民數量大概也相同——27萬。”他也到訪過紹興，紹興的“居住人口大約與上海相當（27萬）”。從福瓊的記錄，我們知道當時的上海和嘉興、紹興幾乎同等規模。而杭州則大多了，他說杭州城墻周長八英里左右，城市和郊區人口加起來大概和北京差不多，估計有100萬。還說杭州人愛打扮，喜歡穿華麗的綾羅綢緞，“在杭州，你很難判斷誰有錢誰沒錢，因為一個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穿在自己身上。”

世事無常，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一躍成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另外，福瓊對杭州人的描述，倒讓我聯想到會穿的上海人。即使在貧窮封閉的年代，上海人也會精心打扮，就如當年的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穿在自己身上”。

福瓊對舟山群島、寧波、蘇州、福州的書寫也非常精彩，他說“與我到過的別的城市相比，福州的銀行業要發達得多。在交易中，錢票使用很廣泛，人們對錢票很有信心，比起銀元和銅錢，人們更願意使用錢票。”他還提到福州女人非常喜歡戴花，茉莉花、晚香玉、芙蓉花之類，特別是茉莉花。因為福建附近的田野裡大量種植茉莉花。直到今天福州還是茉莉花的主要產地，茉莉花茶也是福州的名產。聯想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郁達夫也曾在文章中多次誇獎福州女子的美麗。

福瓊的書，呈現了一幅鮮活的歷史畫卷，為我們了解晚清的中國世情和城鄉景觀，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傳教士的獨特視角。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