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智库

《對照記》“圖五十”是一幅1955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去美國前的照片，妝容精致側臉垂目。張愛玲記述從香港乘船途經檀香山，海關關員是個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寫：身高六呎六吋半，體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五呎六吋半寫成六呎六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弗洛依德式的錯誤）。“心理分析宗師弗洛依德認為世上沒有筆誤或是偶爾說錯一個字的事，都是本來心裡就是這樣想，無意中透露的。我瘦，看著特別高。那是這海關職員怵目驚心的記錄。”

《對照記》“圖四十一”，張愛玲“粗心大意”誤記為“1943年”的那幀與李香蘭合影，被學者認為是她上海時期最重要的照片。港大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有一篇論文《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其分析就從這照片開始。攝於1945年7月21日，距二戰終結和日本投降僅僅三周，“這張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將當年兩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個框架中。它的奇特構圖及不甚協調的視覺風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識照片背景的觀者甚至將它視為一個描繪日本帝國崩毀前夕，日中組合搖搖欲墜的視覺寓言。”

1945年7月的李香蘭和張愛玲都已赫赫有名，同為上海淪陷區文化人代表。張愛玲後來輕描淡寫的納涼會——“園遊會”，在當時所有媒體報道中，皆被描述成一個“眾星雲集”的場合。出席者除了李香蘭、張愛玲兩大紅人，還有媒體巨頭：申報社社長陳彬龢，後台是日本；平報社社長金雄白，以周佛海為靠山；日本殖民高官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也在座。黃心村的質疑切中要害：當地傳媒何以對日本即將落敗的蛛絲馬跡如此無感，在帝國崩壞前夕，仍大張旗鼓為那場盛會錦上添花？

黃教授對照片的分析，圍繞張愛玲和李香蘭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蹺構圖，兩人迥異的裝扮風格，尤其是張愛玲乖張的坐姿，偏離鏡頭的朝下視線，種種細節，抽絲剝繭。她說：“張愛玲的臉部表情和身體，或許暗示著抗拒抑或是蔑視，但更重要的是，她顯然懂得將攝影鏡頭對她的凝視，反轉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興趣的是，對媒體“無感”的犀利質疑，不也同樣適用於這些出席者：張愛玲、姑姑、炎櫻，在日本戰敗的三周前，是抱著怎樣的心情赴此“中日聯誼盛會”？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局驟變，身為汪政府要員的胡蘭成遭國民政府通緝倉皇逃亡，又如何給張愛玲帶來震驚惶恐？

忽然想到應該重溫《小團圓》。1945長長的夏天發生了什麽，書裡都有敘述。而且，第八章開頭，張愛玲寫九莉的那些話，簡直就是對後來自己那個“筆誤”的註解：“從這時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內心有一種混亂，上面一層白蠟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靜安全感。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總當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這一年內一件事也不記得，可以稱為失落的一年。”

“她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事到臨頭反而糊塗起來，也是因為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裡擯除了1945。

“或許張愛玲自己也不願意相信，這照片竟拍攝於日本戰敗前夕。”黃心村寫在論文“註釋”裡的一句話讓人心顫。是的，沒有1945，只有1943，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雖然《對照記》問世的1994年，離那段不堪和混亂的日子已有半世紀之久，而她也依然記得，有一種叫作弗洛伊德式的錯誤。

關於記憶和遺忘，心理學有很多說法。張愛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記憶，是因大腦海馬體損傷造成逆行性失憶，還是情緒性記憶的主動遺忘？至此已不是問題。當然，探討其間隱秘非為“祛魅”，如黃心村所言，只為“還原一個歷史的張愛玲”“更複雜的張愛玲”。

下意識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刪除記憶晶片上的黑暗塊面，我們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嘗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這樣的說法：最終構成人一生的東西，不是閱歷、靈性與任何事件，而是對所有這些經驗的記憶、描繪和闡釋。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廟的鐘聲／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續地回響。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作家）